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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恐怖袭击背后的主义之争

发布时间:2019-07-14 03:01:15

巴黎恐怖袭击背后的“主义”之争

漫画勾犇

法国巴黎《查理周刊》遭遇恐袭以来,先后有17人遇害,其间法国出动近9万警力围捕嫌犯,甚至动用了直升机、坦克和装甲车。欧洲50年以来最严峻的反恐形势,引发了舆论场的深入追索。当追索前所未有地深入到恐怖主义的演变、异质文明的族群融合、言论自由的尺度、欧洲政治格局将遭受的影响等方面时,我们发现,对恐怖主义行径的同声谴责,开始被意见分化所取代。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勾勒出一场基于不同逻辑支撑的“主义”之争。这些“主义”的内在冲突,折射着人们对恐怖主义的认知、反应等多方面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比起40多位各国政要在巴黎展现的反恐决心,这些差异因为指向恐怖主义生成的根源,因而更能左右反恐合作的长期效率甚至成败。梳理这些“主义”之争,尽量找出其差异产生的根源,是认识反恐形势不可或缺的一个视角。

本版撰文徐立凡

外因视角

恐袭演变到新阶段

巴黎恐袭事件,不是恐怖分子临时起意,而是明显的组织行为,是极端分子展开所谓“圣战”的又一案例,折射出恐怖主义格局和组织实施手法在14年内的演变。

从“9·11”算起,恐怖主义的演变,大致可以划分为“9·11”事件至本·拉登被击毙、本·拉登被击毙至IS崛起、IS崛起至今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以基地组织为主导,将恐怖主义国际化、络化成型的阶段,并由此获得了空前的进攻能力,迫使全球治理增加了反恐这一议题,并令以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为中心圈的中东北非政治秩序,发生重大改变。

第二阶段,是基地组织相对沉寂,其他恐怖组织开始发展阶段,由于传统恐怖组织的挑战减弱,美欧的反恐重心转向地缘政治重组,特别是在叙利亚。打压叙政府军扶持反政府武装的结果是,让反恐标准双重化成为公开原则,降低了国际反恐合作的水平,造成了什叶派和逊尼派隔阂加深。这给恐怖组织提供了新的发育空间,也是导致IS崛起的重要原因。

第三个阶段,在IS建立“伊斯兰国”之后,其他极端组织受到“刺激”,争夺全球旗帜的内部竞争加剧。出于“出头”的需要,不同组织开始孕育新的恐怖袭击,由此,恐怖主义掀起第二个高潮。

相对于本·拉登时期,发起恐怖袭击的方式也产生了极大变化。本·拉登时期,极端组织军事化、多点同时袭击是其显着特征。在后本·拉登时期,除IS、博科圣地等少数组织外,多数有基地背景的极端组织趋向平民化、突然性发起袭击。

这一点,在巴黎恐袭的策划过程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凶手库阿希兄弟的导师是贾迈勒·贝加勒,他曾与本·拉登的亲信阿布·卡塔达有联系,并在监狱中结识库阿希兄弟中的谢里夫,以及配合库阿希兄弟袭击犹太商店的库利巴利,并助他俩逃跑。在这一过程中,贾迈勒·贝加勒既可以传授“信仰”,也可以传授基地组织遭遇打击后新的“圣战”理念。事实上,库阿希兄弟和库利巴利也确实躲过了日常监视得以行动。

在巴黎恐袭后,在国际社会宣示反恐决心后,也门基地组织宣布对此事负责,而“伊斯兰国”则高调枪决了俘获的俄罗斯“间谍”。这或许表明,基地组织与IS的竞争趋于激烈,而且拥有不同方式的恐袭资本。这预示着恐袭事件可能还会发生。

支持这种令人不安的判断的例证十分明显:欧盟多名官员近日警告,可能多达5000名的欧洲国家公民已加入极端组织,威胁欧洲安全,而监狱已经异化为激进主义孵化器和传播恐怖主义的温床。有证据表明,也有中国籍极端分子试图加入其中。恐怖主义威胁再度临近,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形成现实挑战。巴黎恐袭的第一个警示是,了解恐怖主义格局和组织方式的演变,并提出应对方案,已是当务之急。

内因视角文化激进主义的刺激

基于内部竞争的考量,极端组织拥有发动袭击的动力。那么,为什么选择巴黎,选择《查理周刊》?这既有地理和政治因素的考量,也有文化激进主义的刺激。

从地理因素看,巴黎是欧洲核心区域,凝聚了欧洲对外部世界的荣耀记忆。在这里进行恐怖袭击,与14年前的“9·11”有共同的逻辑:既可产生轰动效应,也可显示对西方治权的反抗。

从政治因素看,自萨科奇时代以来,法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了积极的干预者角色,对中东北非即伊斯兰核心地缘政治的变迁,起到了主要推手的作用,甚至冲在美国前面。尽管目前评估,法国这种积极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但其鲜明的前宗主国殖民色彩和右翼政治风格,足以使其成为“靶子”。

法国社会内部没有很好融合异质文化族群的现实,进一步为恐袭提供了行动机会。法国的穆斯林人口多达近600万,伊斯兰教已成法国第二大宗教。可是,法国穆斯林融入主流社会的程度仍然很低,催生了法国穆斯林中的原教旨主义倾向。

法国崇尚自由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制约原教旨主义发展的政治努力,也鼓励了文化激进主义的衍生。《查理周刊》向有反宗教指向,逾越宗教禁忌已成固有办刊风格,从天主教到伊斯兰教,都曾被其辛辣讽刺。文化激进主义过去就曾使《查理周刊》遭受威胁。

由此,也引出了巴黎恐袭的第二个警示点:如果说法国、巴黎因其地理和政治原因无法避免恐怖主义觊觎的话,那么《查理周刊》能不能避免?假如《查理周刊》改变其办刊风格以获得安全,是否意味着言论自由向恐怖主义投降?

《查理周刊》和法国社会给出了不屈服的回答。“我是查理”运动如火如荼,表明捍卫言论自由仍是法国人最珍惜的传统。而从客观看,这种普遍的支持尽管发出了反恐的正义之声,却不妨碍对事件做进一步思考。纽约时报宣布“我不是查理”,澳大利亚禁止《查理周刊》入境,从另一个角度对法式文化自由提出拷问。拷问的核心是,言论自由和自由表达之间的交集和边界是什么?

应该说,言论自由是自由表达的前提。如果没有言论自由的支持环境,自由表达要么无从谈起,要么只能选择非公开空间,这是其交集处。二者的界线应该是:言论自由属于政府和法律规定的情境,自由表达则是在这一情境下的合规利用。可见,自由表达是有界线的。一个甚至不需要政府或法律规定的界线是,需要在表达时遵守公序良俗,需要尊重异质文化的独特处以及异质文化族群的理解力。超越这个界线,就会陷入文化激进主义之中。

就此而言,《查理周刊》遭遇袭击以及后来发生的恐怖事件,确有文化激进主义刺激的因素,“我不是查理”所要表达的立场,也并不是哗众取宠的噱头。

反恐标准需摈弃欧洲中心主义

在对巴黎恐袭的一系列反思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视角:对巴黎恐袭的高密度关注与尼日利亚博科圣地更令人发指的恐怖主义行径乏人关注,是否表明反恐存在空白点。从这个角度观测的意义,指向了反恐存在多少双重标准。

自“9·11”以来的国际反恐合作,其效率并不令人满意。之所以出现合作缝隙,双重标准是一大肇因。过去,人们对反恐双重标准的批评,主要指向美国基于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实施了有选择的反恐。比如,对处于竞合关系国家的极端分子,美国在设置恐怖主义名单时会有所选择。比如,相对于基地组织,活跃于中国西部边疆和中亚地区的“三股势力”,就会有选择“豁免”。这当然会增加反恐国际合作中的不互信。

巴黎恐袭与博科圣地造成的惨案所形成的对比,显示了另一个反恐双重标准的模式:无论从媒体关注度还是国际政治资源的动员看,巴黎似乎具有更高的“反恐价值”。实际上,即使只从人道主义角度考量,发生在尼日利亚的惨案,也理应引起国际社会更多的注意,并提出解决方案。

这种关怀程度的差异,折射出反恐中欧洲中心主义的一面。这是没有人会公开承认但却在实际运行的国际政治行动次序。这种不恰当的次序,对国际反恐的危害是巨大的。

首先,这种失衡削弱了反恐的天然正当性。尽管发生在国际社会中心区域的恐怖事件更具传动性,甚至会立刻对国际政治经济运转产生影响,但不能因此忽视国际社会边缘地区的恐怖行径。因为这有违国际反恐的最大初衷:避免人道主义灾难。

其次,这种失衡给极端组织重组国际化络提供了巨大空间,增加了国际反恐成本,这种成本很可能是无法收回的。

第三,这种失衡等于承认了反恐从属于地缘政治考量的功利一面。在这种考量下,国际反恐合作的层次将无法提升。

由此,无论是欧洲中心主义,还是白人至上主义、美国例外论等,都不应该成为国际反恐的程序决定者。摈弃这些要么基于殖民心态、要么基于冷战心态的“主义”,才能密实国际反恐络,将反恐资源真正组合调动起来。

衍生效应反恐应形成基本标准

上述这些“主义”之争,也可以为巴黎恐袭的善后确立一些标准,以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不好的一面比较明显。以法国为中心,近年来因为经济形势恶化,为极右翼势力在欧洲的崛起提供了民意基础。在去年的议会选举中,法国极右翼的国民阵线成为第一大党,巴黎恐袭后,继续实施现行的对外来移民友好的政策,势必受到更大的政治压力,并可能让极右翼势力继续崛起。这种趋势已经出现,如果说巴黎恐袭后有清真寺被袭击反映的是一种民间情绪,那么禁止新建伊斯兰敬拜设施的新规定,则反映了新的政治选择。鉴于在德国、比利时、瑞士等国均出现了类似的政策倾向,可以判断,即使政治色彩不那么“右”的政治力量,今后对于异质文化的政策立场,恐怕也将更加谨慎或者强硬。这显然不利于不同文明和文化间的融合。

好的一面是,将使各国增加反恐投入,法国宣布加入对IS的空袭行动就是一个信号。但如果仅仅在可见的界面强化反恐,而对恐怖主义的形成原因、寄生空间缺少认识,对文化冲突可能引发暴力冲突缺少解决办法,那么,再强有力的反恐军事行动也不能从根本上遏制恐怖主义的漫漶。相反,还可能导致进一步的异质文明对立。

因此,厘清那些因巴黎恐袭而生发的“主义”之争,找到最大的共识公约数,从而树立经得起考验的标准,尤其关键。这些标准包括:对恐怖主义定义的统一,不因其加害者或受害者的国别、宗教、文化差异而进行选择;对言论自由与自由表达进行科学区分;以人道主义为标准而不是以地缘政治为标准,公允评估热点地区的是与非;强调对人道主义灾难进行干预时的授权程序,避免形成新的恐怖主义空间;消除少数族群、异质文明族群进入主流社会、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板结现象;建立可以相互借鉴的文化沟通体系,等等。

相对于政治格局的一时变动,能否持续推动这些举措更加重要,因为举措决定着能否从根本上遏制恐怖主义的生成。在恐怖主义已成为现代社会主要挑战的今天,将这些举措转化为政治行动,成为国际社会反恐合作的基础共识,已经具有必然性。巴黎恐袭背后的“主义”之争,理应沿此方向继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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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巴黎恐怖袭击背后的“主义”之争

稿源:环球

作者:龙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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