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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药神药贩子怎样就成了药神

发布时间:2019-04-04 05:33:04

原标题:《我不是药神》:药贩子怎样就成了 药神 假想两个场景。一边是高级夜店的灯红酒绿,有钱人坐在大卡座里,叫满一

原标题:《我不是药神》:药贩子怎样就成了“药神”

假想两个场景。一边是高级夜店的灯红酒绿,有钱人坐在大卡座里,叫满一桌名牌酒,等着舞池中那些扭动着腰肢的猎物闻着味找过来,猎人和猎物之间,原始而同等,后者其实不知道前者是不是有亿万身家,前者也不会知道后者是不是因一个患慢粒白血病的女儿而被迫出卖尊严;另一边是阴暗逼仄,月租只需要一百块的自建房里,摆满的上下铺上躺的都是白血病人,绝望地捱着日子,他们吃不起药,看不起病,只能等急变期到来,走向死亡。

《我不是药神》剧照 两个场景在《我不是药神》中连接在了一起,媒介是一种药。甲磺酸伊马替尼片,又名格列卫(Gleevec,在片中化名格列宁),主治慢粒白血病的抗肿瘤药,由瑞士诺华公司(片中为诺瓦公司)研发,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基本药物清单,是最安全和有效的第一阶段药物,从研发到拿到FDA许可证,用时5年,被《时代周刊》喻为射向癌症的一发子弹。该药价格昂贵,在格列卫问世之初的2001年,医治费用约为三万美元一年,而2012年,格列卫提高价格以后,一年的医治费用到达了九万两千美元。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病人根本无力消费。一个叫程勇的“药神”动身了,为了这类药,他看遍了这两种场景。严格地说,他并不是药神,他只是一个开保健品店,卖“印度进口”王子神油的药贩子,有一个因血管瘤卧床的父亲,一个因家暴离他而去的前妻,和一个监护抚养权归他,但很快要随母亲和后爹移民的8岁儿子。他被前妻确当警察的弟弟教训时,神情委顿,和病人打交道时态度倨傲,他不像是一个具象的人,他只是面对不同对象时,一连串应激反应的聚合。 但这个人和其他很多人一样,需要钱。需要钱有错吗?看着自己的父亲死吗,看着自己的儿子离开自己吗,看着房东锁了店铺的门吗?活着总需要钱的。有人找到了他,托他办一件事,从印度带一些仿造的格列卫回来,正版格列卫和仿制品之间,价格相差几十倍。这足以让任何人铤而走险。 他犹豫不决,怎么会有这种事,这是贩卖假药吧?但仿佛又不是这样,印度政府的做法,没有违反任何规定,印度人不过是和日本队一样利用了规则。1993年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和2001年的《多哈宣言》都明确了专利实行强迫许可制度,并赋予了WTO各成员国为了公共健康灵活应用这项条款的权利,因此印度政府可以不经过专利人同意,授权对其进行仿制,只要工艺流程与原版药不同,就不受专利法保护。 这样的仿制药,价格低廉,药性与原版药类似度到达99.9%,但因为外国企业强烈抵制,一般只在印度国内销售。但别国也有穷人,也要生病,也要吃药,自然就有需求,而程勇需要钱。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他找到印度药厂,拿到一百瓶药,一瓶要价五百人民币。他在医院、在便宜招待所、在出租屋问遍了戴口罩的病人们,没有打开销路,最后,在灯红酒绿之间找到一个“猎物”,一个跳钢管舞的女人。

《我不是药神》剧照 在片中,这个女人是病友群的群主,知道几乎所有病友资料,由于她真的有一个得病的女儿。原来在那片繁华里,也藏着一片垂死挣扎的影子。药很快卖出去了。五百块钱的药,程勇要价五千,赚九倍,还是比原版便宜很多。代理权也到手了,程勇成了病友的救星,大把大把的钞票飞进口袋,程勇算算账,一年一百多万。不敢想,原来低三下四地闯进那片灯红酒绿,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拿钱砸到夜店经理抱着钢管搔首弄姿。他有点由由然,但由由然中又隐含着一丝不确定,这事儿对吗? 对吧?病友们给他送了一纸箱锦旗,有一面上书“仁心妙手普众生,徒留人间万古名”。哪一个坏人有这种待遇?程勇又不是魏忠贤。他揣摩这个道理,也并不觉得自己有错,本来活在阴影中的人们,现在都随着他了,有药吃、有钱赚,生活好像有了一线希望。尤其是那个“猎物”,那个在浮华中藏起悲伤,独自面对得病女儿的女人。 若不是出现一个卖假药的,程勇也许会一直这么活着,也许真觉得自己就是“药神”。但那个卖假药的摇醒了他,由于对方卖得比他便宜。成本也低,一瓶扑热息痛加面粉卖两千,程勇跟他打价格战,打不起的。程勇看对方的宣传,医学院院士,德国纳米格列卫。放屁,程勇不屑,这么搞要延误病情的,报警抓他,上去打他,打那个卖野药的。但对方反过来“打”了程勇。一个卖扑热息痛加面粉,一个卖仿造格列卫,一个没疗效,一个有疗效,一个骗人,一个赚九倍的利。但他们都犯了法,程勇懵了,我卖假药了吗?但走私来的,又没进医疗手册的药,不是假药是什么呢?卖假药,要判八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者可判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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